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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魅有如折扇之美——读陈平原《五月四日那一天》札
林森 - BY - 2017-6-13 18:49:00

陈平原《五月四日那一天》原文摘选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游行队伍向北、向东、再向北,再向东……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只是群情激昂之际,没人顾及此等小事,学生们照样高呼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

下午四点半左右,据说仍然排列整齐的游行队伍,终于来到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这是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所有门窗紧闭,周围有200军警把守,按理说,不该出现如下戏剧性的场面:赤手空拳的学生破窗入室、打开大门,殴打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事后大总统徐世昌发表命令,责备警察“防范无方,有负责守”;曹汝霖则认定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与他作对,纵容学生放手表现。将警察之“防范无方”,归咎于上司示意放水,或者像众多回忆录所说的,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化,恐怕均非事实。持枪的警察,面对如此果敢的学生,仓促之间,确实不知如何处置。

“赵家楼”这场戏,乃五四抗议游行的高潮,从事发当天到现在,出现无数版本,实在耐人寻味。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情节,历来众说纷纭,需要进一步确认。一是何人冒险破窗,二是何以放火烧房。

匡互生撰于1925年的《五四运动纪实》,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30年代初匡逝世时,同学熊梦飞撰写纪念文章,称“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忆亡友匡互生》)。到了50年代,匡的另一位高师同学周予同进一步证实:“他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入,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理由是,游行当晚,周回学校时,见匡满手鲜血,说是敲玻璃敲的(《五四回忆片断》)。后来,关于匡击破铁窗的故事,便越传越玄,几乎可与武侠小说相媲美。

60年代初,高师学生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称:“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接下来,便是警察拉后腿,众学生帮忙解脱;“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枪口对着他”,于是开始演说,终于警察良心发现,把枪放下。

70年代末,另一位高师学生夏明钢(原名夏秀峰)在《五四运动亲历记》中的描述更精彩:“匡济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匡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功,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摔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

80年代中,又出现新的版本,开始注意曹宅院子的高墙。写作者仍是高师同学,名叫张石樵,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称:“匡互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

但是,擅长武功的匡互生第一个跳进曹家院子的故事,受到另外两条材料的挑战。以下两篇文章的作者,也都是五四那天的活跃人物,而且均于当天被捕。一是匡的高师同学陈荩民(原名陈宏勋),在撰于1979年的《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有这么一段:

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

另一个自称踩在匡君肩上爬上墙头的,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许称匡日休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以下:

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

陈自称“第一批”跳入曹家院里,而许所说登上窗台的是“我们”,都没有一口咬定是自己独自一人首开纪录。问题是,如果陈、许的说法属实,“甘当人梯”的匡互生,便不可能第一个跳进院里。可谁又能保证陈、许60年后的回忆准确无误?

高师另一被捕学生初大告,大概意识到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于是兵分两路,互不干涉:“高师同学匡日休奋勇踏着人肩从门房(传达室)后窗爬进,打开大门,另外一个高师同学陈荩民越墙而入,学生们一拥而入,发现曹汝霖等已经听到风声从后门逃走。”(《五四运动纪实》)本意是弥合矛盾,没想到这下子更乱了,小小院子,能否如此迂回包抄?再说,如果墙上无窗,自是不难攀越;窗下无墙,似乎也很容易打开。聚集于曹宅门外的大批学生,何必徘徊再三?让匡、陈分开突破,表面上解决了高师内部说法的矛盾,可还有北大学生许德珩的脚下到底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比打开天窗更具有戏剧性、也更扑朔迷离的,是“火烧”赵家楼。191978月间出版的《五四》和《青岛潮》(龚振黄编),都反对学生放火一说。前者列举曹宅起火原因共四说,结论是:“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后者更将电线走火与曹家放火捏合在一起,创作出如下绝妙画面:“时正酉正,电灯已燃。未几,火起,众大愤,始知曹将烧死学子,以为泄怨计。”40年后,杨晦还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简单:“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杨文“政治正确”,但没提供任何新证据,曹家自己放火一说,很难坐实。 

当年警察厅关于曹宅起火原因的调查,并无一定结论。因为,若断学生点火(不管是把曹宅床上的罗帐点着,还是将汽油倒在地毯上烧),势必追究学生的刑事责任;若说曹的家人点的火,准备趁火打劫,或曹授意家人纵火,以便烧死冲入曹宅的学生,则必须谴责甚至惩罚曹家或家人。既然两头都不能得罪,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便是“电线走火”。这么一来,谁都没有责任,而且,所有取证、起诉、审判等麻烦手续,均可一笔勾销。英文《字林西报周刊》(1919510日)的描述最为精彩:“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该报还称,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57日政府被迫释放学生,不再追问曹宅起火原因,似乎利用了这一绝妙的台阶(参见19197月出版的《上海罢市救亡史》以及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五章)。

可正像当年就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尹明德所说的,谁都明白,火确实是学生放的,只是不能承认。“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当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抵死不能承认学生放火;等到事过境迁,“火烧赵家楼”成了名扬四海的壮举,可又说不清到底是谁、用什么方式点的火了。

有说是学生们“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杨振声《回忆五四》);也有人说是“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范云《五四那天》);还有说是“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以上三家,均为在场的北大学生,既然都没指定具体的纵火者,可见闻见尚虚。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纵火者大概非北京高师学生莫属。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辞;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门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

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的片断回忆》)

至于高师的学生,早就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高师学生张石樵自称:“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可俞劲本人,70年代末撰写《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时,却将此光荣归诸匡互生。匡互生呢?1925年写作《五四运动纪实》时,他只提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

倒是1957年《近代史资料》重刊此文时,附有老同学周为群所作补充材料,确认曹宅的火确系匡互生所点;而且,还加了如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段锡朋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当年即有“罢不罢,看北大”的说法),因而,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任”的。可群众运动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傅斯年也罢,段锡朋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

当年对放火曹宅不以为然的,不只是段锡朋一人,据周予同回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五四回忆片断》)可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五四运动将是另一种结局。

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法政等校学生的讲究“文明”与“理性”,反倒不及匡互生们不计一切后果的反抗来得痛快淋漓,而且效果显著。 

 

 

林注:

 

起火原因,事前、事中、事后以及事成了史后的各家说法之变,呈现得最妙。

 

人、事、物、界(时-空)、看法、做法,让这六者相交的爻变在细节处生动起来,它是有所归的,至于归于什么,这是不可说出的,这就是“说法”好玩的地方。说法之变与这“六爻之变”相关而不在其中。

 

把“易”破掉。

 

把“易”破掉,是为了看见“易”。

破掉的象数辞,是井口,破是为了入井,井下是“易”的地下海。

 

人们回顾评说历史,倾向于把形而上地形塑为一个故事,但历史却毕竟是中之人行出来的。对某一个细节的回忆,在前、中、后以及在被如此故事化之前之中之后,甚至在同一个人口中都可能有着不同的变化。这正是陈平原《五月四日那一天》的笔法思路特别好玩的地方。这条路适合写基于“在者”的史事。

 

事,无始终,显得偶然;故事,有始终,显得必然。历史,好玩在显得偶然与显得必然之间,好玩在事与故事之间。历史之魅,有如折扇之美。

 

“可能性”这个词,在法度与权能这两个维度的相交处。

 

“将错就错”这个词也有趣。

 

若缘今溯往,不把同一头大象的鼻子和尾巴视为两种不同的生物,就不难在似乎更对立的两者间发现内在的因果关联。百余年草蛇灰线,尝试言之,在林某《旧诗近史》之中:http://www.nichi-mecha.com/amdbgl/u/354/7590.htm

 

阿伦特,则在《瓦尔特·本雅明》里显示了另一种破“易”而存“易”的路径:“诗、思、史”在深化中融会并在融会中深化,基于“在”而非“在者”,也很有意思。

 

始与终不可等同亦可等同;事与故事不可等同亦可等同;事之始终与故事之始终不可等同亦可等同。不好好体会这种种可与不可、不可亦可,就不会懂得:始与终本身,既是处乎洞穴者的谎言与幻觉,也是出者入者以至出入无疾者的法门。

 

引发情节的“看似如此/必然如此”的多重逆转,摩挲冲突形成与消失的边际,以某个“看似如此或必然如此”之人的言行或藏或显:此乃古之诗哲的微言大义之法。 

 

“触动人的灵魂是容易的,触动人的肉体是难的。政治秩序的安排其实就是人类肉体秩序的安排。这是政治的特殊使命。这一使命责令政治学家或政治书写者必须学会使用能够触动人类肉体的书写,这种书写就是政治书写。正是政治书写,而不是哲学书写,使言辞找到了自己的肉身性。在其中,“历史”是它的根基,因为人的肉体深嵌在历史中;“修辞”则是它的塑形技艺,因为修辞探达人的灵魂。”——林国华《历史:没有灵魂的书写?》

 

陈平原与本雅明这两种路径,分别据于“在者”与“在”,皆破易以存易。基于“自然视野”而生成的某种古老的“哲、诗、史、法”的自我理解及其相互关系已然失落,二子之路,是不是这种失落的大前提下的不得已?

 

 

PS: 《神曲·地狱篇》中有一处“悬空的所在”叫“limbo”或可译作“灵泊”,住着但丁之前所有异教的伟大诗人与伟大哲人,包括他的导师维吉尔。然而像荷马、柏拉图这样的人,即便在死后,又怎么会把没有基督的生活视为永罚呢?但丁在这里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图:他要作为“大立法者”以“古典政治哲学”的某个重要理由对其所从出并暗暗认同的“哲人的视野”做出限制,并要以这样一幅幻景来引导那些并非“潜在哲人”的《神曲》读者。在但丁踏踏实实下地狱之前——正是基督徒但丁自己把没有基督的生活视为永罚——,哲人但丁必须把自己的同人们放逐到地狱的这里,否则就不会有《神曲》得以展开的世界。上帝消失于“灵泊”的泛滥即“现代启蒙”,消失于但丁通过精心自述其舞台行动而苦心经营但终将大范围开裂的“他的言辞与其导师的言辞之间难以察觉而着实存在的缝隙”——在这缝隙中,已然消失的是“自然视野”,而随着上帝消失,“自然视野”却并不因此而重现。

 

PPS: 许多年以前,看文章看文笔,以为好文笔就是好文章;后来看情怀,以为好文章就发自好情怀;太迟看到:原来好文笔、好情怀,都可以是虚浮,只有在体会全息的因果与生动的事情的过程中培养着的越来越深远的历史理解力,才是好文章的真实底气。没这个自觉,作者与读者、教者与学者——跟语文有关的一切,都难免在心灵鸡汤的小砂锅里炖得太烂,只炖得一个“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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