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争分夺秒,有时把自己想说的说清楚更重要
艾剑鸣 发表于 - 2017-6-13 11:34:00

比起争分夺秒,把问题说清楚更为重要

——读《达尔文自传》随想

记得在千年之交,人们曾热衷于各种“近千年来最……”的评选。比如 “近千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较为常见的一种排名是这样的:爱因斯坦、马克思、达尔文。爱因斯坦破除了人们心中绝对时空的固有观念,时间也可以有起点和终点,对不同运动状态而言,时间可以是不同的。找到了一条通往无机宇宙中时空变化规律的一条路。达尔文可以说是真正破除了人们心中有机生命界物种不变的观念,找到了物种演变的部分规律。马克思的研究领域在社会运动。恩格斯认为他在学术上的两大发现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研究成果都超出了自己的专属领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了世界思想史的发展。事实上,《物种起源》可以看做一部恢弘的哲学著作,达尔文当年的很多文章都是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在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时,人的内心总有一种倾向:杰出人物伟大化,伟大人物传奇化,传奇人物神圣化。比如我国三国时期有个人物姓关名羽,字云长。在后世的称谓从关羽到关公,关公到关帝,再从关帝到关圣,再从关圣到关神,一步步清晰地展现了这种轨迹。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通常都混合了人性和兽性的两面不同,中国神话中的诸神通常都是剔除人性和兽性,而成为一种无血无肉的主观符号。这种不客观的倾向我认为是非常不利于发挥科学史的教育功能。所以一个科学家、一段科学史,如果没有把其中的正反两面都展现出来,就很值得我们去怀疑。尤其是一直以来,我们教什么,甚至怎么教,什么时候教都是规定动作。悲观点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别人想让我们知道的;我们所教的只是别人想让我教的。因此,我尽量多的采集各方面的材料,不敢讲哪怕是部分还原一个真实的达尔文,只要大家能感觉到我在这方面有所努力,我就暗自庆幸对大家不算有太多的误导了。

达尔文擅长收集、观察和推理。丰富的证据和严密的推理是《物种起源》的最大长处。( 《物种起源》 厚达500多页,而未曾发表的、规模三四倍于此的原稿还只是用了其所有证据的一个拔萃而已。晚年的达尔文自称:头脑似乎变成了一种机械:只能把一大堆事实磨成几条一般的规律)。另外,用”冰川学说“解释高山和北极区的同类动植物品种也是其独到之处,这得益于其扎实的地质学功底。

关于观察和推理的重要性,达尔文曾这样描述:自然曾煞费苦心地利用”残迹器官“、胚胎构造和发育、同源构造等泄露了它的变化的设计,只是我们太盲目了,以至不能理解它的意义。(第十四章)另外,在自传中,他还认为人很容易就鉴别一座被火烧过的房子,但一座被火烧掉的房子告诉你它的经历还不如这一座被冰河淹没过的山谷告诉你他的经历那么明白。

可见,《物种起源》是大于自然选择学说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自然选择学说持怀疑态度,但物种演化和共同由来的思想几乎已被所有人接受。

实际上,达尔文最初使用的一律都是”演化“这个字眼,只是到了最后,在他人的建议下,他才使用了“进化”这个词。虽然这个词的使用有其社会迅速发展,尤其是技术的进步与物质的增长的历史背景,但这个词的使用也导致了很多人的误解和混乱。他们认为物种的演变过程一定是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到复杂。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只能导致物种适应环境,而这种适应固然可能导致自身解剖结构上的复杂化,但同时也可能导致解剖上的简化。例如,纵向来比,寄生虫显然比起祖先简单。横向来看,人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之一,但很难说今天的人类比今天的细菌更高等。事实上,他们是从同一个祖先同样经过了近40亿年的演变而成的。而且,如果把生存比作一场赌博的话,把赌注压在简单上要比压在复杂上更靠谱,因为越复杂和精细的事物就越有被破坏的危机。

达尔文本人一再强调:自然选择是物种演化的最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例如,还存在外界条件的直接作用,尚且未知的自发变异等。例如,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中性突变就难以成为自然选择作用的对象等等。

我们通常引用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词把自然选择高度概括为“物竞天择”。或者称“定向的自然选择作用于不定向的生物变异”的结果。按自然选择学说,留下来的物种一定与其环境适应,但适应的方式可以多样。如北极熊:如果说黑色的皮毛容易在捕食活动中暴露自己,那么除了白色皮毛这一途径外,昼伏夜出的黑色北极熊也可能在北极获得一定的优势。因此,在众多的方式当中,到底演化出了哪一种特征,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是没有固定方向的。再者,当局部环境改变后,选择的方向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桦尺蠖的工业黑化就是典型的案例。

适者生存,光说生存有时会忽略其他的一些问题。可以说生存和繁衍。假设人类的男性祖先分为两种,一种是多情的花花公子,到处留情留种;另一种是专情的痴心男子,终生奉守一夫一妻制,且二者的生存能力相当。那么自然选择的结果会如何?显然,前者更有机会将自身的基因往下传递,后者有更多的机会将自身的基因在众多的偶然事件中淘汰出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能都是多情男的后代。无论如何,即使有生存上的优势,繁衍效果不佳,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也是徒劳。因此生存本身并不重要,这就是自然界为什么造就了一些只繁殖一次就匆匆死去的短命鬼。

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告诉我们:种群是进化的基本单位。换言之,自然选择的对象应该是群体。也就是说,适当而稳定的种群密度、年龄组成等可能在与其他种群的竞争中取得获胜的优势。这一观点还暗示种群中利他行为存在的合理性。因而收到了一些善良的社会学者的拥护,他们据此为人性本善论找到了生物学上的证据。但批判者认为,即使存在这样的种群,也无法阻止利己主义者淘汰利他主义者。道理很显然:利他者把自己部分的生存和繁衍机会让给种群中的其他个体。而利己者就会将这种机会抢过来,若干代过去后,种群中的成员就都剩下利己者的后代了。当然,如果种群中存在对极端利己者的惩罚和对利他者的奖励机制,情况也许就不同了。因此,我们发现,利他行为一般存在于那些复杂的社会性动物群体中。

有学者据此否定渐变说,而提出了骤变说。达尔文对此的初步解释是:①寒武纪地质层以下富含化石的地层可能深藏于大洋之地②地层中化石记录的不完全程度远超我们的估计,因而难以找到③物种并不是一直处在持续的演变当中的。在物种演变达到与环境的协调之后,存在一段物种稳定期,而且其时间远长于物种演变期。因而演变过程中中间过渡类型的化石相对较少。④变种多的物种容易分布到更广泛的区域,因而更易在同一地层中发现许多不同的“物种”(实为变种)

达尔文认为创造英格兰南部一个地区的地质进程耗时约3亿年,而当时大名鼎鼎的开尔文勋爵认为,地球年龄约为2400万年,如此短暂的地质年代不足以完成如此丰富而深刻的演变。

达尔文一生赢得了许多殊荣,但都不是因为《物种起源》和《人的由来》这两本书。皇家学会授予他科普利奖章,是因为他在地质学、动植物学方面的贡献,不是因为他的进化论。林奈学会在授予他荣誉称号时,也将其理论中最激进的观点排除在外,尽管死后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的身旁,但他生前从未被授予爵位。事实上,科学和宗教并非水火不容。很多人在协调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宗教关乎人类价值,科学负责解释自然。生物学家古尔德说,科学和宗教之间没有冲突:“科学是真实记录自然世界发生的事情,进而解释这些现象。而宗教也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宗教关乎的是人类的价值、意义。”达尔文自己也认为《物种起源》对人的宗教感情的震动虽然强烈,但却会是短暂的。正如无数先贤一样: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终身监禁,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被抨击为宗教的覆灭。

演化论盛行以后,有神创论者对达尔文演化论和神创论进行调和,神创造了第一个生命和生命演变的规律,包括人类用于发现这些规律的认知能力。确实,当问题从物种的演变深入到第一个生命的诞生时,情况瞬间变得异常复杂了。虽然化学进化说取得了一些证据的支持。但反对者是这么说的:当有一天你走过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发现地上有一块精密的手表。通常你一定会这样认为,这一定是谁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自身演化而来的。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就是这么一块手表。它是如此的精巧,以至于除了创造,你很难相信它通过自然演变产生的概率有多小,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大概相当于以下事件发生的概率:一个巨大无比的废品站,突然袭来一阵龙卷风,风平后,原来的无数废钢铁瞬间变成了一架波音747飞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太小了以至于你不得不认为生命是直接被”神“创造出来的。他们的名言是:上帝不掷色子。但反对者根据每一个参与受精的精子都是从几亿枚中脱颖而出的事实认为:摸彩是生命的首要事实。就像中五百万的概率很小,但只要买的人足够多,总有人会中的。

物理学研究的对象可称为“物体”:强调的同一性(就像一枚枚从同一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螺丝钉一样),每一个物体都遵循相同的物理规律。因此物理学重预测,他的问题形式通常是将会怎样?如在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相信:给定起始状态和条件,只要有足够精细的计算能力,我们就能够预测宇宙的未来。物理学曾经的高度发展把生物学更多地引导到了机械决定论的道路上。把人或细胞比作一台机器,引起复杂性,他通常被看做世界上最精密的机器。既然是机器,他的演变就应该是可以按照物理学规律预测的。然而而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称“个体”,强调差异性,螺丝钉不能成为个体,因为他们没有差异性。生物个体是如此不同,因而很难有什么生物学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同材料、不同条件在不同的时间里都有可能出现新的情况。因而生物学中解释,他的问题形式通常是是什么,为什么等等?而达尔文进化论的成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机械决定论哲学浪潮的再起。因为它大大加强了人们对有机生命界可以了解的信心。事实表明,每当发现一个大一统的规律时,人们就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机械决定论;而当人们再次发现此规律的例外时,又往往回到活力伦的怀抱。就连被认为发现了宇宙终极真理的物理学也不例外,近年来的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电子的位置和速度是不可能同时被精确测定的,这就是测不准定律。因而在复杂系统中,偶然性和难以预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当年马克思预测共产主义革命应该首先从资本主义最发达因而也是阶级矛盾最突出的英国开始,结果却不然一样。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生命系统无疑也是一个复杂系统。系统论就是在人们研究决这些复杂系统论应运而生的。

我国有句俗语叫:三岁看到大,七岁看到老。达尔文成名后,许多人试图采访他儿时的伙伴,探究达尔文是否曾是一个天才少年,答案令人失望,大家都认为,从他儿时的样子完全预料不到他后来的成就。巴特勒博士的学校对其思想发展有害,阅读化学书籍和了解实验科学的意义是学校教育最有用的一个部分。

神、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有神论=宗教信仰?达尔文最钦佩的科学家(”历史上功绩最大的地质学家“)——赖尔:坚定的有神论者,却无宗教信仰。宗教与科学=水火不容?牧师:传道与传授科学知识于一身(孟德尔、我国明朝时期就有一位皈依了基督的天才,叫做徐光启。在崇祯朝直做到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用优美的文字翻译了欧几里德几何的前六卷,即赫赫有名的《几何原本》;由他建议并主持的《崇祯历》,引入了格里高里历,这种历法从清初一直使用到近代;宁远锦州战役中使用的西洋火炮,更是熹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而所有这些,又无一不是拜赐于他师从利玛窦先生学习的历算、天文和火器诸术。利玛窦,何许人也,基督教的海外传教士。说点题外话,刚才提到了西洋火炮,反映了古代乃至近代中国的土壤不适合科学的生长: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并不精于使用枪炮,硝石大量用于制造焰火表演,据说当年在南京的一次元宵节上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

更令人惊讶的是:达尔文会晕船,这一晕就是五年。不难想象这五年的航程里,他在有多难受。但他不只要忍下来,而且每到一站,他都要采无数的标本,记下诸多见闻。

从中可以发现两个问题:1.达尔文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2.达尔文做好了将《物种起源》(初稿)放在死后发表的打算。只是在赖尔和胡克等的催促下,加之1858年华莱士所寄来的论文的影响,才使这一部著作提前问世。

艾剑鸣2017年夏于籀园

发表评论:
载入中...